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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8月29日 13:54

7月初,洪山公安分局走进一年轻男子,自称姓郑(化姓),因前夜强行与一女性朋友发生关系来自首。警方找来所指女子,发现二人都是在校学生。斯里兰卡八连炸他踟蹰着要不要当晚返回丽都饭店附近那个“家”,“我要是一天不在那,那些司机可能以后就不来找我擦车了。”  

这并不是两位经济学“学霸”首次握手。2012年4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就在海南博鳌会见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的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5G覆盖40个城市但是,今天这事经过教导主任一说,才真相大白!原来张成家里不是很富裕,张丽上学的时候,学费交不起,去找学校里进行交涉了,但是教导主任那个畜生竟然借此威胁糟蹋了张丽,这才是张丽跳楼轻生的主要原因!  

公务员,你自己给自己定很高的工资标准,那就是匪;你的工资高于普通百姓的很多,那就是贪;你不交养老保险反而退休后的养老金比百姓高几倍,那就是盗;你拿征收的社会抚养刘诗诗儿子正面照根据本报此前的调查采访,当前一些地方落实八项规定仍存在不少“打折扣”、“绕弯走”的现象,比如公款超标吃喝躲进食堂、私密会所;有些公车采取不在饭店停留、人落车走的隐蔽方式;还有一些地方借车、租车代替“公车”,借此逃避执行公车使用标准,用上豪华超标车辆。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业务局负责人指出,2015年以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接到涉新浪的举报6038件,其中4月份仅前8天就达1227件,居主要网站之首。举报集中在传播谣言、暴恐、淫秽色情、诈骗、宣扬邪教等违法信息及歪曲事实、违背社会公德、炒作恶俗低俗信息等行为。此外,新浪存在违法登载新闻信息、账号审核把关不严、抢发散播不实消息等问题,破坏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侵犯了公共利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特斯拉自燃 拒赔2018年,汽车销售下滑拖累整体消费增长放缓,居民债务攀升、消费者信心持续走弱也引发投资者担忧。对今年而言,市场可能对贸易战导致的潜在失业问题和房地产市场放缓更为担心,不过投资者也期待减税和汽车补贴可以支撑整体消费。2019年已过去三个月,汽车销售继续下跌,不过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依然比较稳健(实际同比增长7%)。个税减税政策已落地生效,增值税下调幅度强于预期,但汽车相关的减税或补贴政策尚未出台。年初失业率有所上行、不过幅度比较温和,且大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复苏迹象。另一方面,信贷增速开始反弹,消费者信心有所回升。在本文中,我们分析了2019年中国消费可能面临的上行风险。 2018年,汽车销售下滑拖累整体消费增长放缓,居民债务攀升、消费者信心持续走弱也引发投资者担忧。对今年而言,市场可能对贸易战导致的潜在失业问题和房地产市场放缓更为担心,不过投资者也期待减税和汽车补贴可以支撑整体消费。我们的基准预测是减税措施部分抵消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行业的放缓,今年实际消费增速温和降至7%左右。2019年已过去三个月,影响消费的各项因素有何变化,未来又何去何从?我们认为,最新数据表明我们的基准预测或存在一定上行风险,今年消费增速可能强于我们此前预期。 劳动力市场放缓幅度略好于预期 今年中美贸易战及相关不确定性是否会冲击出口活动、造成大规模失业,是决策层和投资者对于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担忧之一。在出口相关部门就业的农民工以百万计,可能面临被裁员压力,尤其是如果春节之后出口订单大幅缩量。现在春节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劳动力市场数据较为有限、喜忧参半,尤其是出口部门。不过,部分报道显示劳动力市场走弱情况略好于去年年底时的市场担忧。与之对应,3月出口订单和整体出口都可能明显回升。 官方调查失业率如期回升。2月调查失业率从2018年底进一步攀升、且高于2018年2月水平,但略低于2017年初(历史数据从2017年开始,图1)。今年前两个月的城镇新增就业174万,仅略低于2018年初的176万,不过明显低于2017年的188万。另一方面,统计局PMI的就业指数在2018年下半年下行、但最近已出现一定企稳迹象(3月微升0.1个百分点),而更多体现中小企业经营活动的财新PMI的就业指数则跃升至50.6(图表2)。 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放缓幅度也较温和。2018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速有所放缓、尤其是临近年底(图3),而农民工薪资也在过去几年较为平稳的增长之后略有减速。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所采集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进一步上行,显示劳动力市场有所收紧(图表4),但1)随着劳动力求职更多转向网络等其他渠道,该数据的代表性可能不如从前;2)最新数据只更新到2018年四季度,无法显示今年以来的变化。 居民债务有所增加,但瑞银调查显示居民有意继续增加借贷,不过部分负债者面临潜在风险 过去几年居民部门债务快速攀升。以居民部门债务占GDP比重衡量,2018年底我国居民杠杆率为53%,在全球比较中仍然比较温和(日本58%、美国76%、韩国97%)。但以居民部门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衡量,我国居民杠杆率已超过90%,离美国水平相差不远。2018年整体消费贷款增速从2016年的32%和2017年的26%放缓至20%,其中除房贷之外的贷款增长25%、快于房贷增速(18%)。 UBS Evidence Lab最近一期的中国消费信贷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偿债负担持续加重,但消费信贷需求和增加消费的意向依然趋升。受访者存量债务的绝大部分(81%)是房贷,但房贷还款仅占其月还款额的18%。受访者还款额/收入比中值从上一期调查(2017年底)的14%升至本期调查(2018年底)的23%,其中未举借现金贷的受访者还款额/收入比中值从之前的6%升至9%。与上一期的调查结果相比,最近一期调查中受访者对消费贷款的需求更高;同时,打算增加消费的受访者占比(44%)高于打算削减消费的受访者(33%),在一线城市尤其明显。受访者普遍对其未来收入有信心。 不过,举借现金贷的负债者现金流状况有所恶化,相关消费面临下行风险。调查显示,2018年网络现金贷的渗透率大幅提升——49%的受访者都曾使用网络现金贷,该比值高于2017年底的28%。当然,鉴于该调查是一份网络调查,调查样本可能无法代表全部城镇居民,但这为我们了解被调查人群的负债和消费行为、以及其时序变化提供了一定线索。举借现金贷的受访者目前的偿债负担相对较重(还款额/收入比中值为41%),其中有些人面临现金流问题。例如,在曾使用网络现金贷的受访者中,有26%的人还款额/收入比超过100%,47%的人表示他们用所借的现金贷偿还其他债务。此外,27%的举借现金贷的受访者都曾有借新还旧的经历,且12%有违约历史。在就业和薪资增长放缓、网贷监管收紧的情况下,这些负债者中有些可能会面临现金流问题,这可能拖累该群体对家电、3C产品(电脑、通信和消费电子产品)、化妆品和护肤品的消费。 不过,整体信贷宽松应会支撑消费信贷的继续增长。调查显示,低线城市的信贷渗透率仍较低,高线城市的信贷需求仍较强。随着流动性和信贷条件持续宽松,再加上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支持加码,我们预计居民部门(包括部分经营小微企业的个体户)的信贷可得性会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近期居民的借款成本也有所下降(包括平均房贷利率),特别是在2018年四季度之后。因此,我们预计在去年显著放缓后,今年消费信贷增速有望企稳。 房地产销售走弱好于预期,信贷放松也可支撑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放缓的程度好于市场担忧。房地产市场放缓常常伴随着家电和汽车销售走弱,同时相关财富效应也会减弱,这都会拖累整体消费。我们的基准预测是随着棚改货币化安置力度减弱、市场情绪降温,今年房地产销售面积小幅下跌5%、房价略有下降。不过,在市场情绪通常较弱的春节期间,今年1-2月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仅同比下跌3.6%,好于之前市场的担心,不过房地产相关产品销售有所放缓。 政策边际放松,市场情绪略有改善。尽管中央政府并未、也不大可能会明显放松全局性的房地产政策,但部分地方政府已小幅放松了限售、限购和限价政策,部分地区的户口政策也有所松动。此外,流动性环境改善、且银行有放贷压力,因此据媒体报道,已有部分银行大幅放松了房贷审批,并下调了房贷利率的上浮幅度。最近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销售有所好转,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也在增多。 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上行风险,意味着其对相关消费的拖累可能弱于预期。如果更多地方政府放松房地产政策,则一二线城市的市场情绪改善可能会逐步传导到低线城市。更重要的是,如果房贷的可得性提高、房贷利率降低能够稳定或提振房地产销售,那么未来房地产市场可能企稳,而非进一步走弱。这些潜在的上行风险如果兑现,有望提振消费者信心,并支撑包括家具家电在内的相关居民消费。 个税减税和增值税减税应有利于消费 2019年个税减税总规模可能超过3000 亿元。2018年10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上调至5000元,我们估算其年化减税规模为3200亿元,其中2019年生效2200亿左右。此外,2019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专项附加扣除(包括抵扣子女教育、大病医疗、赡养老人和住房贷款利息等)可能为居民部门减税1000亿元。2019年个税整体减税规模3000亿以上,中低收入群体受益最大,应能刺激低端可选消费(参见《解析减税的规模与效果》)。 增值税减税也应有助于提振消费。从2019年4月1日起,制造业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6%下调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增值税税率从10%下调至9%。我们估算此次增值税税率下调的减税规模为8000-9000亿元,另外此前2018年5月增值税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也会为2019年带来1500亿元左右减税(参见《2019年两会解读:政策宽松、减税降费、改革开放》)。部分增值税减税会传导至产品降价、并利好最终消费者,特别是集中度较低、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比如汽车、电脑、传媒和食品饮料等),这应有助于提振相关需求(参见《减税降费新政的行业影响》和《减税降费促增长》)。此外,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税率也有所下调(包括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增值税税率),有助于降低消费者购买相关商品的价格。 另一方面,统计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包含部分对政府机关单位的销售,而政府计划今年将一般性行政支出压减5%、“三公”经费再压减3%,这可能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产生一些拖累。 汽车销售增速或很快触底 2018年汽车销售乏力是拖累整体社会消费品零售走弱的主要原因。2018年汽车销量下降3%至2800万辆,其中四季度同比降幅最大(下跌13%)。2018年汽车销售额下跌了2.3%,与2017年的增长5.5%形成鲜明对比。去年整体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从10.2%放缓至9%,增速降幅中有四分之三来自于汽车销售减速。在2019年的前两个月,汽车销量同比再降15%,而汽车销售额同比跌幅则从去年四季度的8.4%收窄至2.8%。 瑞银汽车行业分析师预计汽车销量增速有望在2019年一季度见底、三季度转正,2019年全年销量平均增长2%。2018年汽车购置税优惠取消的负面影响应已基本消退,而汽车行业增值税税率下调有望提振汽车销售。如果税率下调完全传导至消费者,则汽车售价可能降低2-3%、销量或提升3-5%。此外,2018年四季度以来,零售端汽车销量表现好于批发端,表明近几个月行业可能在去库存,而近几个月汽车交强险上牌量的跌幅也有所收窄(图12)。二者均表明汽车批发量数据(对经销商的销量)可能部分夸大了实际需求的疲弱程度。房地产市场企稳也应能有助于缓解汽车销量的下行压力。 增长企稳、股市反弹、信贷可得性提高、中美有望达成贸易协议,都可能提振消费者信心 消费者信心可能正在好转。2018年下半年,中美贸易战升级、经济增长放缓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损害了消费者和企业信心。而最近几个月,中美贸易谈判前景向好、政策持续宽松,劳动力市场也未大幅滑坡,消费者对经济的预期可能有所好转。政府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信贷增速反弹,可能有助于扭转去年下半年消费者偏负面的情绪。 金融市场大涨也应有所助益。2018年沪深300指数下挫了25%,但在今年前三个月反弹了28%。股市大涨可能推高了居民的投资收入和相关财富效应,从而有助于支撑整体消费者信心。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认为今年的居民消费可能较我们此前预期更为稳健,减税、信贷宽松和信心提升有助于缓解劳动力和房地产市场(尚不十分明显)的下行压力。 去年12月以来国内通胀水平持续下行,2月CPI同比仅为1.5%、PPI更是跌至负值;然而,伴随3月以来猪肉价格的回暖、非洲猪瘟加剧供给冲击,猪周期再度启动,加之前期国际油价明显上涨,市场预期今年通胀压力卷土重来。在笔者看来,短期内国内通胀或存在上涨压力,特别是在二季度翘尾因素较高的背景下,CPI或将迎来上行态势,不排除个别月份接近或者超过3%。 然而,从长期来看,考虑近年来猪周期波幅已经有所收窄,且伴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对猪肉依赖已然降低,猪周期对于通胀的影响较过去已有所减弱。同时,考虑到预期石油价格已经处于盘整区间,进一步上涨的空间有限。而结合产出缺口及工资水平、需求侧因素、货币环境等长期因素来看,当前中国经济未见过热,前期货币政策也并非过于宽松,即便今年全面通胀中枢有所上行,但整体通胀压力也会相对可控,预期全年CPI会维持在3%以内,经济疲软的背景下,逆周期调控的货币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 一、猪周期将带动二季度CPI上行,短期通胀压力加大 历史上看,猪肉价格具有特殊意义,几乎每轮上涨都会带动通胀上行,这也是近期市场通胀预期升温的根源所在。中国的CPI分项中食品分项波动大于非食品,主导CPI走势;其中猪肉价格很大程度上主导了食品分项的走势,因而也成为影响CPI的重要因素。具体到本轮而言: 猪肉价格之所以呈现出周期性波动,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影响养殖决策、最终传导至供求关系。例如,2016年上半年猪价处在顶部、养殖利润丰厚,养殖户补栏和生猪供给随之增加,使2017年以来猪价持续回落。而去年以来养殖利润转负,养殖户补栏意愿降低,到今年2月生猪出栏同比已降至-1.2%。供给侧的变化,推动猪价在3月初触底回升。 “非洲猪瘟”加速本轮猪周期启动,未来上涨预期强烈。截至1月底,大陆地区共有28个省市发现了非洲猪瘟疫情,扑杀生猪约95万头,约占生猪年出栏量的0.14%;疫情不仅加速了生猪存栏的减少,更导致养殖户补栏意愿进一步下降。2月数据显示,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均同比大幅减少17%以上。其中,母猪存栏是生猪出栏的领先指标,考虑到生猪养殖周期为1年左右,母猪存栏下降将导致未来1年生猪出栏下降。 此外,进口替代难以扭转猪价上涨。近期美国猪肉价格大涨,进入3月以来CME瘦猪肉期货主力合约1904价格已累计上涨逾50%,与中国增加进口有关;但从以往来看,国内猪肉消费主要依赖自给,进口数额相对有限,短期内也不存在大量替代的可能。2018年数据显示国内猪肉消费中国外进口占比不足2%,其中美国进口仅为0.15%。供给侧压力对猪价也形成了有力支撑。 2、权重降低和规模化经营使猪周期对CPI影响有所减弱 从上轮(2015-2016)猪周期来看,猪肉价格对通胀的影响并不如之前明显;猪肉CPI分项从-5%上升至30%以上,但同期CPI的高点仅为2.3%。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一是猪肉在CPI篮子中的权重已经降低。统计局在2016年开始使用新的基期篮子权重,猪肉占比从3%降为2.5%。一方面,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食品类消费占比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伴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其他肉类尤其是鸡肉对猪肉的替代效应有一定提升,2018年鸡肉在主要肉类消费中占比为11.3%左右,去年猪瘟疫情爆发以来,鸡肉对猪肉也呈现明显的替代性效应。 二是规模化经营趋势可能降低了猪肉价格的波动幅度。尽管当前中国生猪养殖行业市场集中度低,以散养为主,但数据表明,规模养殖具备利润更高和资源节约等优势,抗周期性也更强。以规模化养殖主导、市场集中度较高的美国为例,观察其CPI猪肉分项数据可以发现,猪周期仍在,但波动幅度已有所减小。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本轮猪周期启动主要来自于供给侧压力,其影响仍将通过食品分项传导至CPI,成为短期内通胀上行的主因,但影响较之前已经降低。简单的测算结果表明,二季度通胀将会上行至2.8%-3.2%的区间。 二、原材料价格走势尚有不确定性 原材料价格对通胀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其中,油价不仅直接影响CPI交通、居住分项,也通过PPI中的石油化工分项向CPI中的衣着、生活用品等分项传导;年初至今原油市场表现较好,累计上涨约30%,且OPEC+承诺其成员国将坚持减产至6月,将在未来几个月对油价构成支撑,因而已有市场机构提示油价上涨的通胀风险。 但在笔者看来,近期油价上涨是基于对OPEC减产的乐观展望,油价上涨势头并非可以持续,原因在于:一是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难以对油价形成支撑。二是主要产油国对于石油供给是否过剩并未达成一致,OPEC+成员国6月以后是否继续减产存疑。沙特能源大臣法利赫表示全球石油供应仍存在“严重过剩”,需要继续坚持减产,但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则认为目前的价格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三是美国供给在持续增加。3月21日当周数据显示,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增加10万桶至1210万桶/日,重回纪录高位;特朗普认为欧佩克增加原油供应非常重要,当前全球原油市场很脆弱、油价过高。 除了油价以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亦有涨幅,当下CRB现货指数较去年年底的低点上涨了4%。综合来看,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材料价格亦可能带动PPI在二季度小幅回暖。 三、结合长期因素来看,通胀风险整体可控 虽然当前猪周期与国际油价上涨对短期通胀造成一定压力,预期二季度通胀中枢有所上移。但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回顾2011年的全面通胀可以发现,猪价上涨仅仅是导火索,产出缺口及工资水平、总需求状况、货币环境等供需两侧的长期因素,才是导致当时价格全面上涨的决定性条件。综合上述因素,笔者认为,当前供需两侧尚未出现明显通胀推动力,今年启动类似于2011年全面通胀的可能性较小。 1、产出缺口缩小,通胀压力有限 产出缺口即实际GDP与潜在GDP之间的差额,一般来说,产出缺口扩大、实际产出明显超过潜在产出时通胀压力上升;产出缺口收窄、通胀压力下降。根据IMF的估算,虽然当前产出缺口为正,但相比于去年,产出缺口已有小幅下降,目前来看产出缺口上升的动能明显不足,难以看到明显的通胀压力。 2、工资上涨压力同样在减小 近年来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劳动力市场整体已由“过剩”转为“紧缺”,官方数据显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例”大于1且仍在上升,理论上工资水平上升将推动通胀,但2018年以来的情况已有所不同,尽管“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例”虽仍在上升,但环比增速已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农民工工资增速也在去年下半年出现了下滑。在劳动力市场承压的情况下,工资上行幅度有限,难以明显推高成本。 3、需求侧:消费疲软制约价格全面上升的空间 笔者之前曾多次提到,当前居民中长期收入增速下滑导致消费疲软,是经济下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过去20年中国通胀和经济增速的长期走势是基本匹配的,需求整体偏弱将制约价格全面上升的空间。 事实上,本轮猪周期启动的根源来自于供给侧;而考虑到消费需求仍然较为疲软、猪肉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其他食品分项的价格短期内并无大幅上涨动力。非食品分项亦是如此,由于减税降费等政策效果仍有时滞,居民收入水平的改善和消费的提振仍需时间;最新数据显示,乘用车批发、零售增速仍处于低位,2月同比分别为-18.7%、-16.89%,拖累消费。 4、前期货币政策并未超发 以往通胀往往与货币超发相伴,例如,2011年的通胀高企,便与此前货币政策宽松,M2曾高达30%密切相关。但回到当下,去年货币政策主要是去杠杆,明显偏紧。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虽然货币政策在逆周期调控方面表现积极,但也没有出现流动性泛滥的局面。此外,不难发现,决策层当前对于货币放水的警惕性也超出以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GDP相匹配,总体增速应当保持平稳。结合央行近期对于各项流动性工具的使用也可以发现,央行对于避免大水漫灌的仍然有所防范,3月货币市场加权平均利率较2月份甚至略有上行,显示央行流动性管理的谨慎态度。 二季度通胀上行,但全年通胀压力不大,货币政策不会被动转向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猪周期的启动的确会引起通胀数据的短期上行,不排除二季度或有个别月份接近或者略高于3%。 但考虑到近年来猪价对于通胀的影响较过去已有所减弱,未来原材料价格走势不确定性较大,且结合产出缺口及工资水平、需求侧状况、货币环境等长期因素来看,引发全面通胀压力的可能性不大。在笔者看来,今年通胀中枢会比去年有所上行,但整体压力可控,预期全年CPI大概率会维持在3%以内。 相应的,通胀并非今年困扰货币政策的主要因素,经济下滑背景下,仍将保持逆周期调控的货币政策。 当一个经济中的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连续在一段时间内物价水平以不同形式(包括显性和隐性)普遍上涨时,宏观经济学就称这个经济经历着通货膨胀。按照这一说明,如果仅有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这不是通货膨胀。只有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和劳务的价格持续上升才是通货膨胀。 [3] 经济学界对于通货膨胀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通常经济学家认可的概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念是: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通俗的讲就是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通货膨胀。 定义中的物价上涨不是指一种或几种商品的物价上升,也不是物价水平一时的上升,一般指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普遍的上升过程,或者是说货币价值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的下降过程。 可见,通货膨胀不是指这种或那种商品及劳务的价格上涨,而是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物价总水平或一般物价水平是指所有商品和劳务交易价格总额的加权平均数。这个加权平均数,就是价格指数。 衡量通货膨胀率的价格指数一般有三种: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折算指数。简单说,当政府发行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3] 货币主义学派 货币主义的主要理论被总结在一个非常简洁明了的方程里面, 即著名的货币量公式: 。其中M是货币的总量,V是货币的流通速度,P是物价水平也就是通货膨胀的量度,T是总交换量也就是该经济体内的总产出。货币主义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这个方程是一个由左至右的方程,也就是说当货币总量增加并且货币的流通速度因此上升时,右边的两个参数的积会增加。如果P增长的百分比比T更多,物价水平就比产出上升地快,从而通货膨胀产生。 [4] 区别比较编辑 与通缩的区别 1.含义和本质不同: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反的一种经济现象,是指在经济相对萎缩时期,物价总水平较长时间内持续下降,货币不断升值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社会总供给。 2.表现不同:通货膨胀最直接的表现是纸币贬值,物价上涨,购买力降低。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生产下降,市场萎缩,企业利润率降低,生产投资减少,以及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等现象。主要表现为物价低迷,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价格下跌。 3.成因不同: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货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通货紧缩的成因主要是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长期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形成买方市场及出口困难。 4.危害性不同:通货膨胀直接使纸币贬值,如果居民的收入没有变化,生活水平就会下降,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混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过在一定时期内,适度的通货膨胀又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通货紧缩导致物价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生活有好处,但从长远看会严重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居民的消费心理,导致恶性的价格竞争,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不利。 5.治理措施不同:治理通货膨胀最根本的措施是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同时要采取控制货币供应量,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等措施。治理通货紧缩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综合运用投资、消费、出口等措施拉动经济增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正确的消费政策,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 [5] 与通缩的联系 1.二者都是由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不平衡造成的,亦即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与发行量不平衡造成的。 [5] 2.二者都会使价格信号失真,影响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经济秩序,因此都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抑制。 原因分析编辑 起因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纸币是国家或地区强制发行并使用的,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数量,多余的部分继续在流通中流转,就会造成通货膨胀。 [5] 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加。政府通常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或刺激经济增长(如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或平衡汇率(例如中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等原因增发货币。 通胀可能会造成社会财富转移到富人阶层,但一般情况下的通货膨胀都是国家为了有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而采取措施无法避免的后果。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温和良性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通货膨胀是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其成因也多种多样。 (1)直接原因。不论何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其直接原因只有一个,即货币供应过多。用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与既定的商品和劳务量相对应,必然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 (2)深层原因。 ①需求拉动 即由于经济运行中总需求过度增加,超过了既定价格水平下商品和劳务等方面的供给而引发通货膨胀。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过度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按照凯恩斯的解释,如果总需求上升到大于总供给的地步,过度的需求是能引起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在我国,财政赤字、信用膨胀、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常常会导致我国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的出现。我国1979年至1980年的通货膨胀的成因即是由财政赤字而导致的需求拉上。 [1] 所以,任何总需求增加的任何因素都可以是造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具体原因。 ②成本推动 成本或供给方面的原因形成的通货膨胀,即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又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由厂商生产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一般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造成成本向上移动的原因大致有:工资过度上涨;利润过度增加;进口商品价格上涨。 [3] (1)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 工资推动通货膨胀是工资过度上涨所造成的成本增加而推动价格总水平上涨,工资是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工资上涨使得生产成本增长,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厂商愿意并且能够供给的数量减少,从而使得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 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工资率完全由劳动的供求均衡所决定,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劳动市场往往是不完全的,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存在往往可以使得工资过度增加,如果工资增加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提高工资就会导致成本增加,从而导致一般价格总水平上涨,而且这种通胀一旦开始,还会引起"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工资物价互相推动,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工资的上升往往从个别部分开始,最后引起其他部分攀比。 (2)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 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是指厂商为谋求更大的利润导致的一般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与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一样,具有市场支配力的垄断和寡头厂商也可以通过提高产品的价格而获得更高的利润,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可以减少生产数量而提高价格,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为此,厂商都试图成为垄断者。结果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 (3)进口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造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如果一个国家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主要依赖于进口,那么,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就会造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其形成的过程与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是一样的。 ③结构失调 即由于一国的部门结构、产业结构等国民经济结构失调而引发通货膨胀。我国由于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调问题,因而结构失调型通货膨胀在我国也时有发生。 [3] ④供给不足 即在社会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总供给相对不足而引起通货膨胀。“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发生的隐蔽型通货膨胀很大一部分原因即是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商品供给严重匮乏而致。 [3] ⑤预期不当 即在持续通货膨胀情况下,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不当(对未来通货膨胀的走势过于悲观)而引起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3] ⑥体制因素 由于体制不完善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以上是通货膨胀的几种主要成因。应该注意的是,对于某一次具体的通货膨胀,其成因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原因综合在一起导致的,因此需要综合全面的分析。 出现通胀与以下原因也有关联: [3] 混合作用 在实际中,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因各种原因同时推进的价格水平上涨,就是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在计算中,需要经济学家给出一个合理的、多种参数的模型来解释。比如假设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度的需求增加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3] 预期和惯性 在实际中,一旦形成通货膨胀,便会持续一段时期,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通货膨胀惯性,对通货膨胀惯性的一种解释是人们会对通货膨胀作出的相应预期。 预期是人们对未来经济变量作出一种估计,预期往往会根据过去的通货膨胀的经验和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作出对未来通货膨胀走势的判断和估计,从而形成对通胀的预期。 预期对人们经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导致通货膨胀具有惯性。 [5] 主要类型编辑 以通货膨胀的剧烈程度分类 低通货膨胀 低通货膨胀(Low Inflation)的特点是,价格上涨缓慢且可以预测。可以将其定义为年通货膨胀率为1位数的通货膨胀。此时的物价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人们对货币比较信任。 [3] 急剧通货膨胀 当总价格水平(a stander of price level)以每年20%,100%甚至200%的2位数或3位数的比率上涨时,即产生了这种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局面一旦形成并稳固下来,便会出现严重的经济扭曲。 [6] 恶性通货膨胀 最恶性的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货币几乎无固定价值,物价时刻在增长,其灾难性的影响使市场经济变得一无是处。 [4] 以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分类 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因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超过了社会总供给的增长幅度,导致商品和劳务供给不足、物价持续上涨的通货膨胀类型,其特点:自发性、诱发性、支持性) [5]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又称成本通货膨胀或供给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涨 [7] 。 输入型通货膨胀 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指由于国外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引起国内物价的持续上涨现象(汇率所致)。 [4] 结构型通货膨胀 结构型通货膨胀指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现象。 [7] 表现形式编辑 一般说,通货膨胀必然引起物价上涨,但不能说凡是物价上涨都是通货膨胀。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作家三盅说:通货膨胀书写价格历史,供求关系描绘价格波段。(The decision of the price history is inflation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price curve is supply-demand relation.) ①纸币的发行量必须以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为限度,如果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纸币贬值,物价就会上涨。 ②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成正比,商品价值量增加,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 ③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上涨。 ④政策性调整,理顺价格关系会引起上涨。 ⑤商品流通不畅,市场管理不善,乱收费、乱罚款,也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可见,只有在物价上涨是因纸币发行过多而引起的情况下,才是通货膨胀。 [5] 社会影响编辑 它是指货币流通中出现的这样一种情况:投入流通中的货币,主要是纸币发行量过多,大大超过流通实际需要的数量,以致引起货币贬值。 [5] 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影响: (1)实际收入水平下降 (2)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导致福利减少 (3)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具体表现为:低收入者(拥有较少禀赋者)福利受损,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禀赋者)却可以获益;以工资和租金、利息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害;而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却可能获利。 再分配效应 在现实经济中,产出和价格水平是一起变动的,通货膨胀常常伴随着有扩大的实际产出,只有在较少的一些场合中,通货膨胀的发生伴随着实际产出的收缩。为了独立的考察价格变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假定实际收入是固定的,然后去研究通货膨胀是如何影响分得收入的所有者实际得到收入的大小。 首先,通货膨胀不利于靠固定的货币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对于固定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是固定的货币数额,落后于上升的物价水平。其实际收入因通货膨胀而减少,他们接受每一元收入的购买随价格的上升而下降。而且,由于他们的货币收入没有变化,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必然相应地降低。 相反,那些靠变动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则会从通货膨胀中得益,这些人的货币收入会走在价格水平和生活费用上涨之前。 其次,通货膨胀对储蓄者不利。随着价格的实际上涨,存款的实际价格或购买力就会降低,那些口袋中有闲置货币和存款在银行的人受到严重的打击。同样,像养老金、保险金以及其他有价值的财产证券等,他们本来是作为防患未然和蓄资养老的,在通货膨胀中,其实际价值也会下降。 [7] 缺点 通货膨胀是资产阶级或统治阶级加强对基层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重要手段。通货膨胀首先给工人和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它使得物价不断上涨,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由此引起工人实际工资急剧下降,生活日益贫困。而农民等小生产者则因为物价上涨过程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扩大,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生活资料,低价出卖自己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因而更加贫困。 通货膨胀也严重影响一般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因为他们的薪金也不能按物价上涨的程度而相应增长。但是,通货膨胀却给垄断资产阶级带来极大利益。 他们不仅会通过政府订货和价格补贴等,把资产阶级国家用滥发纸币从劳动人民那里掠夺来的大部分收入转入自己的腰包,而且可以利用实际工资下降,或者用贬了值的货币偿还债务,以及利用物价飞涨乘机进行囤积居奇等等,获得巨额的利润。 [4] 因素 在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必将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如果社会的通货膨胀率是稳定的,人们可以完全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很小。因为在这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各种名义变量(如名义工资、名义利息率等)都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从而使实际变量(如实际工资、实际利息率等)不变。这时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的唯一影响,是人们将减少他们所持有的现金量。但是,在通货膨胀率不能完全预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将会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及经济活动。因为这时人们无法准确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名义变量,以及他们应采取的经济行为。 [5] (一)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 在通常情况下,借贷的债务契约都是根据签约时的通货膨胀率来确定名义利息率,所以当发生了未预期的通货膨胀之后,债务契约无法更改,从而就使实际利息率下降,债务人受益,而债权人受损。其结果是对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带来不利的影响,使债权人不愿意发放贷款。贷款的减少会影响投资,最后使投资减少。 (二)在雇主与工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工人 这是因为,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工资增长率不能迅速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从而即使在名义工资不变或略有增长的情况下,使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会使利润增加。利润的增加有利于刺激投资,这正是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以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理由。 (三)在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公众 由于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名义工资总会有所增加(尽管并不一定能保持原有的实际工资水平),随着名义工资的提高,达到纳税起征点的人增加了,有许多人进入了更高的纳税等级,这样就使得政府的税收增加。但公众纳税数额增加,实际收入却减少了。政府由这种通货膨胀中所得到的税收称为“通货膨胀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对公众的掠夺。这种通货膨胀税的存在,既不利于储蓄的增加,也影响了私人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1980年,1988年和1994年。 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 index的概念 痛苦指数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等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总合。其公式为: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表示一般大众对相同升幅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感受到相同程度的不愉快。 学者观点 现代经济学家不同意以完全负面的“痛苦”一词来形容上述通货膨胀机转的负面冲击。实际上,经济学家中有许多认为公众对温和通货膨胀的成见是来自其相互影响:群众只记得在高通货膨胀时期相关的经济困难状况。以现代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温和的通货膨胀是较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可由对抗滞胀[stagflation](可能由货币主义[monetarist]所刺激)来作部分中止。 [7] 在对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比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失业率等的一般衡量结果和人们普遍的感觉之间似乎经常有明显的差距。例如,与个体的感觉相比,一般衡量标准可能显示通货膨胀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有更大的增长。而这种差距如此之大和如此普遍,以至无法用货币幻觉和人类心理学加以解释。在一些国家,这一差距降低了对官方统计数字的信任,从而明显地影响公众谈论经济状况和必要政策的方式。 [8] 理论研究编辑 货币主义 对于通货膨胀最广为人知也最直接的理论是:通货膨胀导因于货币供给率高于经济规模增长。此说主张以比较GDP平减指数与货币供给增长来作测量,并由中央银行设定利率来维持货币数量。此观点不同于下述之奥地利学派者在于其着重于货币之数量而非实质。在货币主义架构下,货币的聚集是重点所在。 [5] 货币主义学派 货币主义的主要理论被总结在一个非常简洁明了的方程里面, 即著名的货币量公式: 。其中M是货币的总量,V是货币的流通速度,P是物价水平也就是通货膨胀的量度,T是总交换量也就是该经济体内的总产出。货币主义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这个方程是一个由左至右的方程,也就是说当货币总量增加并且货币的流通速度因此上升时,右边的两个参数的积会增加。如果P增长的百分比比T更多,物价水平就比产出上升地快,从而通货膨胀产生。 [4] 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 依新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有三种主要的形式,为robert j. gordon所说的“三角模型”的一部分: 需求拉动通胀(demand-pull inflation)——通货膨胀发生于因GDP所产生的高需求与低失业,又称菲利普斯曲线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通胀(cost-push inflation) ——今称“供给震荡型通货膨胀”(supply shock inflation),发生于油价突然提高时。 固有型通货膨胀(built-in inflation)—— 因合理预期所引起,通常与物价/薪资螺旋(price/wage spiral)有关。工人希望持续提高薪资,其费用传递至产品成本与价格,形成恶性循环。固有型通货膨胀反应已发生的事件,被视为残留型通货膨胀,又称“惯性通货膨胀”,甚至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这三型的通货膨胀可随时合并解释现行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大多时前两种型态的通货膨胀(及其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固有型通货膨胀的大小:持续性的高(或低)通货膨胀带动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货膨胀。 三角模型中有两项基本元素:沿著菲利普斯曲线移动,如低失业率刺激升高通货膨胀;以及转移其曲线,如通货膨胀升高或降低对失业率的影响。 [5] 理论模型 理论主要集中于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经济供应力(其潜在输出)相关。 货币供给在程度温和的通货膨胀中也扮演主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争议。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相信其具强力连结;相反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强调总体需求在其中的角色,而货币供给仅只是总体需求的决定性因素。 凯恩斯主义解释法的基本观念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此模型在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权衡(trade off);故为将失业率降至最低,可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7] 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极佳的描述出美国在1960年代的经历,但不足以诠释其于1970年所遭遇到的通货膨胀升高与经济停滞结合。现今菲利普斯曲线用以关联薪资总额增长与一般性通货膨胀的关系而非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 曲线位移 因为供给震荡与通货膨胀已成为经济活动的固定因素,当代整体经济使用‘位移’过的菲利普斯曲线(以及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的取舍平衡)来描述通货膨胀。 供给震荡意指1970年的油价震荡,而固有型的通货膨胀意指物价/薪资循环与通货膨胀预期,表示在正常经济情况下容忍通货膨胀。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仅代表三角模式中的需求拉动通胀。 另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为潜在产出(有时称为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达到最高生产力的状况下经济体之GDP水准——为习惯性且固有的限制。此种输出标准对应于nairu——固有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或全职性的失业率。在如此架构下,固有型通货膨胀率为内因性地取决于经济体内的劳动量: [4] GDP超出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低于nairu)时。该理论指出,在其他条件相等时,通货膨胀随着供应者提高价格而加剧,且固有型通货膨胀会更恶化。进一步将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朝着高通胀与高失业摆向滞胀。这种“加速型通货膨胀”曾见于1960年代的美国,当时越战的开销(由小额加税扺消)在数年间将失业率压低在百分之四以下。 GDP低于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高于nairu),而其他条件相等时,通货膨胀随著供应者企图降价,让市场消化超额数量,并低估固有型通货膨胀而减低;即阻止通货膨胀。将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朝著低通胀与低失业摆向期望的方向。阻止通货膨胀曾见于198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抗通胀措施带来数年的高失业率,其中两年曾高达百分之十。 GDP相等于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也等于nairu)时,只要没有供给震荡,通货膨胀率即不变。长期说来,大多数的新凯恩斯总体经济学者视菲利普斯曲线为垂直。也就是说,若通货膨胀率高到可以压过失业率的情况下,失业率为其前提,且等相于nairu。 然而,以该理论作为政策制订的标的存在缺陷。潜在产出(以及nairu)的数量通常为未知,且会随时间改变。另外,通货膨胀率的发生并不对称,上升的速度较下降为快;更糟的是还趋向随政策而变。例如说,在撒切尔首相主政时期,失业者发觉自己处于结构性失业,也就是无法在不列颠经济体内找到适才适所的就业机会,当时英国的高失业率可能提高了nairu(且潜力降低)。在一经济体避免跨越高通货膨胀的门坎时,结构性失业率的提高暗示着只有小量的人力可在nairu中找到就业机会。 若假定nairu与潜在产出两者皆具独特性且迅速达成,则绝大多数的非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可理解为包含于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中。 当“供给面”固定时,通货膨胀取决于总体需求(aggregate demand)。固定供给面也暗示著公私机构的开销定然相互冲突。故政府的赤字开支会对私营机构产生排挤效果,而对就业水准并无影响。也就是说,资金供给与金融政策为唯一可影响通货膨胀者。 供给面学说 供给面(Supply side)经济学说假定通货膨胀一定由资金供给过剩与资金需求不足所引起。对这两个因素而言,资金数量纯粹只是标的物。 于是,欧洲于中世纪的黑死病流行期间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可视为因资金需求降低所引起;而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可归因于美国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订定的金本位后所产生的资金供给过剩。供给学派假定,资金供给与需求同时提高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1] 经济学解释 在经济学上,通货膨胀意指整体物价水平持续性上升。一般性通货膨胀为货币贬值或购买力下降,而货币贬值为两经济体间之币值相对性降低。后者用于形容全国性的币值,而前者用于形容国际市场上的附加价值。两者之相关性为经济学上的争议之一。 [7] 通货膨胀之反义为通货紧缩。无通货膨胀或极低度通货膨胀称之为稳定性物价。 在若干场合中,通货膨胀一词意为提高货币供给,此举有时会造成物价上涨。若干(奥地利学派)学者依旧使用通货膨胀一词形容此种情况,而非物价上涨本身。因之,若干观察家将美国1920年代的情况称之为“通货膨胀”,即使当时的物价完全没有上涨。以下所述,除非特别指明,否则“通货膨胀”一词意指一般性的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之反义可为“通货再膨胀”,即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或紧缩的程度降低。也就是说,一般物价水平虽然下降,但幅度缩小。相关词为“通货膨胀率减缓”,即通货膨胀上升速率减缓,但不足以造成通货紧缩。 部分学者认为,中文“通货膨胀”一词字面上容易给人通货本身价值增加的联想,建议改称“物价膨胀”,但并未广获使用。 其他理解 对一个国家经济而言,有三个问题最为重要:其一经济增长;其二通货膨胀;其三失业率。经济增长是大国最关心的;而通货膨胀则伴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本文主要讨论通货膨胀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资本对利润率平均化的要求。换句话说:相同单位的资本要求得到相等的投资回报,即资本无差别化。 [1] 然而现实中资本无差别化不可能存在,这往往受到资本进入行业或产业的难易程度影响。所以资本进入行业或产业的难易程度产生了利润平均化的级差,这种行业或产业之间客观存在的级差利润率可以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取得某种均衡,这种均衡一旦被打破,就会拉大行业或产业之间的利润率比率,从而产生通货膨胀。资本进入行业或产业的难易程度受利率,分工,行业生产力,投资规模,科学技术的保密程度,人力资源,品牌,信誉,专利,标准,原材料的可获得性等因素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属性,在现实生活中,创新的推动,市场需求的波动,劳工的议价等会使资本利润率产生差异,进而价格被扭曲。之所以会这样,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推动使投资者觉得投资有差异,利润率也应当有差异,因而通货膨胀通常发生在利息率降低,通货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在这时,那些充足的资金会迅速的从利润率低的行业流向利润率高的行业;即流动资金越多,对行业利润率平均化要求越迫切。 而在高利息率时期,资金紧缺,各行业对利润率平均化要求不高,因而行业间利润率差就高,但是如果各行业的相对利润率被充分扭曲时,高利息率下同样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CPI指数是个不太准确的概念,因为它不能包含全部商品,事实上未包含的商品往往具有更强的指导性。如创新的产品在进入市场时售价高而占GDP的比重小;而另一些将要被淘汰的产品价格偏低,占GDP的比重也偏低,统计指标常常将之忽略。 打破平衡往往是由成本,需求,创新这三者的易变性决定的,这三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由企业决定,比如成本中:原料,人力资本由外部决定;需求由顾客决定。在经济扩张与衰退期需求波动较大;创新往往改变生产率,所以创新由行业与产业之间的创新成果的相对性决定,且偶然性大。 从企业或行业的角度:企业投资都有一个长期目标,进而决定其资产配置,如固定资产投资,这就决定了企业在作利润决策时,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业是由许多企业组成的,国家又由众多行业组成,所以企业并不会以利润率平均化为决策组织生产,这是另一个原因。 投资直接改变了行业,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因为投资毕竟是个体(单位)行为,由于投资受到决策主体,环境,资源与心理预期的影响,资本的差别化始终存在,有时还很大。因而行业与企业的利润率被扭曲也是客观存在的,而通货膨胀及资本利润率平均化的要求是自然调节这一不公平现象的有效方式,这也适合经济周期中的调节,如经济扩张期,利润率被严重扭曲;在衰退期,利润率趋于平均化。 然而投资也可以符合资本无差别化原则。如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除了通过财政支出实现资本利润平均化外,还可以通过价格控制各行业利润率;而货币政策就体现于利息率与汇率调控上,如提高银行准备金,从这可以看出通货膨胀与利息率存在关系。 假如企业保持合适的利润率,而适当增加劳动力支出(工资),保持合适的消费支出,无疑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或可生产产品的增加,将使资本经济快速增长,个人可支配的财富更多,但这只能是理想;正如前面所说,企业并非以社会利益来决定利润率(积累),而是追求自我的最大化,这就决定了资本要压低劳动力价值(工资)的本性,因而资本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周期明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系统的角度,以资本无差别化为引导,本着平衡消费与积累的关系,以科技创新发展经济为目的,制定适合各行业,企业的利润率政策与监管,才可能化解资本经济的各种缺陷。 现实中各行业的利润率是有明显差别的,这种自然差别能够自动取得某种均衡的比率,即前面提到的利润平均化的级差。比如石油/IT=4/5;工业/农业=4/3等,这种比率可以自动形成一种商业习惯性利润率的合理比率,从而在企业,行业,顾客,社会中形成所谓的合理利润率。这种均衡可以称其为自然状态下的资本级差化均衡。即行业间的自然平均化。然而这种均衡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只能是一种短暂的均衡,其根本原因有: [4] (1)金融体系的发达推动着投资打破原来的经济结构。 (2)科学技术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让人们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购买不再由必需所左右,消费者更富有想象力,通过心理活动改变购买行为变得更加容易,由于冲动,非理性购买客观存在,从而使得购买有强烈的潮流性。使某些行业提供的产品短时间膨胀或收缩强烈。 (3)科学技术创新的非程序化,对市场结构的冲击像波浪一样影响经济。 (4)由于各行业本身利润率的不同,成本结构不同,市场规模不一样,从而使得利润积累的速度与数量,资产补充的速度与方式,市场的存在与替换的速度都不同。这往往会对新投资的时间,规模,速度产生重大影响。 单个行业的利润平均化级差有个度,这个“度”取决于:①行业内理想的投资回报率,如A行业7%。②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比率,如A行业利润率为7%,社会平均利润率为10%,A行业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比率在[0.6,1]之间波动。更常见的情况表现为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 例如2007年国内猪肉价格普遍上涨,表面上是由于猪肉供应量减少,其实质原因是:一、价格上涨使猪肉成本上升。二、猪肉利润减小,不少养猪户都不是批量饲养,所以得不到规模优势,既而不养猪而做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当猪肉价格上涨时,鸡,牛,羊肉也纷纷上涨,因为它们都不同程度的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 通货膨胀是调节利润率分布不均的重要方式,也是调节投资分配不合理的自然手段;因为信息不对称,投资的主观化,汇率,投入,产出,需求等在经济环境中总存在适应性调整。 利息率的影响。企业投资者是根据相对性成本来筹资的,如果货币政策以降息来促进投资,那么投资中用于技术创新的部分就会明显不足,这是因为存在可比利润的影响,例如原有产业的利润率普遍较低,货币政策可以使决策者认为在原有产业继续投资导致整个产业利润率下降乃可弥补利息成本,且由于规模经济的“陷阱”使决策者过于乐观,从而使得产业利润率进一步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创新不如在原有条件下复制性投资,这使得通货膨胀上升,失业率下降。 当利息率上升时,投资同样进行,这时企业决策者明白,利息率高必须以更高的利润率来补偿,在原有产业,设备等条件下投资只能加重原来产业的竞争与降低整体利润率,除非企业投资促进垄断形成,这时可以加快企业购并速度,促进规模经济与垄断行业的形成;另一种情况是创新进一步深化,因为创新成果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足以弥补利息率的上升,这就导致了产业的升级与新兴行业的产生,这种变革使得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低;在不能促进创新时失业率高,这是由于各行业内购并重组辞退了多余的工人;如果促进了创新,这又使得失业率下降。当然上面两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利率下降或低利率对消费者来说更有利,因而促进了内需,但是促进程度值得研究,因为如果发生了高通货膨胀或投资收益率普遍较高时反而不利于促进内需,消费代价反而高。利息率上升或高利息率不利于消费,这时投资适合出口增长带动经济。 当然单纯从利息率的升降并不能说明问题,必须结合相关相对性与连续性才有意义。国家在使用利息率调控经济时,要考虑到是坚持创新还是在原有产业中深挖掘经济增长潜力,降息并保持较低利息率类似于发展中国家调控经济;而升息并保持较高利息率利于发达国家。 既然通货膨胀是利润率平均化的反应,那么通货膨胀越低,利润率平均化就越高;通货膨胀越高,利润率平均化就越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经常发生在发展中国家。⑴发展中国家各行业投资速度不一,利润率相差较大。⑵对价格形成机制缺乏控制。像发达国家美国:1.制定较高的利率,减少盲目投资对各行业投资回报率的过分扭曲。2.市场机制发达,政府对价格影响传播快,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成本,利润目标灵活改变。 通货膨胀并非能消除,因为无论那类投资增加都会破坏利润率平均化。新投资不可能平均分配在各行业,如果投资在全新行业,新行业也会通过排挤原有行业的市场,而打破原来资本的平均化。另外由于意识形态的存在,偏好总是存在,资本自然流动不可能,信息不对称会阻止资本的流动。 投资带来经济增长从表面上看来,经济增长带动通货膨胀;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如政府制定较高的利息率政策,这使得投资要考虑更多的相关成本,同时消费也不太活跃,各行业投资利率也相对趋同化。而利息率一旦降低,投资者在作决策时选择空间大,因而可能会快速扰乱市场,使各行业利润率被扭曲更大,经济增长,通货也高。通常情况下,低利率下的通货膨胀高,有利于吸收更多人员就业,这是因为投资往往集中在原有行业或产品上;而高利息率下的经济增长则对人员就业增长难以判断,因为如果创新科技以少人化为目的,人员就业就不会提高(这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而创新科技不以少人化为目的(如第三产业)则会提高就业率。 在高利率顶端,大部分投资被抑制,生活必需品等一些传统产品的利润率稳定,而耐用品等非必需品及新兴产品的利润率下降。这有两种状态,要保住市场则必需降价,不降价则产品向市场供应减少,其中分摊到单位产品中的固定成本等分摊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比值上升,其利润率同样下降,利润差缩小。 在低利率底端,资金充足,流动充分,生活必需品及传统产品涨价幅度小于耐用品等非必需品及新产品涨价幅度,从而拉大了行业利润率差,这时前类产品可能形成追赶后者产品的状态来平衡利差,直到利差缩小,这也是全面通货膨胀的起点。 汇率提升产生两方面效应:其一出口型企业能收到更多外汇,利润率降低,企业积累的资金更多。其二其它非出口行业或弱势行业的利润也减少,出口大于进口,汇率提高,国内货币供应增加,通货膨胀发生,汇率继续上升,同时外国对本国投资增加。由于汇率变化,使得国内各行业利润率比例发生明显偏差,出口行业由于能创造较多利润受到追捧,国内外投资资金被吸引,人才等资源也流向出口企业。 弱势行业即使在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由于投资减少,产出明显不足;在消费充足的情况下,价格上涨,由于政府管制,进口受到严格审批,因而通货膨胀提升更快,失业率却很低;此时政府放开进口限制,汇率与通货膨胀同时降低。这也适合进口大于出口的经济分析。 [7] 模型编辑 汇率与通胀模型 假设本国A与外国B之间进行贸易,外国B可以为单国也可以为多国,也可以以货币范围区分贸易国,如欧元区。在汇率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外国B对本国A的汇率下降,本国A货币增值,出口型企业越强汇率越低。本国A的所有企业及行业对外国B的相对成本总体上升,由于本国A所有的企业及行业利润率已经实现了差异最大化,本国A的强势企业对本国国内价格基本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本国A国内弱势企业及行业对本国国内价格上升(需求大于强势企业产品需求),因而本国国内强势企业或行业的单位产品利润率下降;本国弱势企业及行业的单位产品利润率小幅下降或上升,本国强势企业及行业单位产品利润率下降快于本国弱势企业及行业单位产品利润率下降的幅度。 [7] 强弱企业及行业利润率差缩小,本国弱势企业及行业收益率高于本国强势企业及行业收益率,无论本国企业及行业的总体利润率是升高还是降低。通常情况下是所有企业或行业利润率普遍降低;由于汇率降低,出口型企业及行业对外国出口的价格实际上升了,所以出口受到抑制,出口型企业及行业利润率开始下降,收益减少。 从外国B来看:本国A对外国B汇率的上升,外国B货币贬值,出口型企业越弱汇率上升得越高,外国B的所有企业及行业对本国A的相对成本总体下降。 由于汇率上升,外国B所有的企业及行业利润率差异化越拉越大,外国B的强势企业相对本国国内价格基本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出口到A国的产品价格可以提高(外国需求旺盛);外国B国内的弱势企业及行业对本国国内价格上升(外国产品价格高,如果受到外国产品的倾销,则相反),因而外国B国内强势企业或行业的单位产品利润率上升;外国B国内弱势企业及行业的单位产品利润率大幅度上升,外国B的强势企业及行业单位产品利润率上升慢于外国国弱势企业企业及行业单位产品利润率上升的幅度。 强弱企业及行业利润率差拉大。外国B弱势企业及行业收益率高于外国B的强势企业及行业收益率;外国B的企业及行业的总体利润率上升。由于汇率上升,出口型企业及行业对外国的价格实际上下降了,所以增强了出口,出口型企业及行业利润率开始上升。 从上面可以看出:A国对B国的贸易顺差通过汇率的变化促进了企业或行业垄断的加剧,A国的弱势企业比B国的弱势企业消亡的更快。分工导致了贸易顺差或逆差,贸易顺差或逆差又进一步强化了分工;因为分工(行业竞争)导致了行业或企业的利润率差异化。因而强化国际分工的国家经济结构单一,顺差较大。 从上面可以看出,对本国A来说:由于成本上升产品生产过剩,本国A的总体利润率不能继续上升,有可能回落;利润总量可能继续上升。这时有: 一本国A与外国B的企业及行业成本与汇率升降成反比。 二本国与外国企业及行业成本的差异化由专业化分工产生,汇率不是本质。 三企业生产力不提高,价格很难回落,况且企业通过创新淘汰旧产品使价格不易回落。通货膨胀存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即钱越来越贬值;利润平均化在对外贸易下是全球性的。一国通货膨胀可以引起贸易多国的通货膨胀,贸易多国的通货膨胀可以引起全球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各国周期波动,各国生产总量也不断上升。物价上涨在各国的内容不一样,一国可能是工业价格指数,另一国可能是消费价格指数。 从上面AB两国模型中看到:汇率下降与利润率下降,汇率上升与利润率上升相互抵消,所以把同行业的利润率换算为单国货币表示时,利润平均化规律仍然存在,因而对汇率的投资与干涉或对外国资本的投资会影响本国各行业的竞争力。 从现代金融来看,A国对B国的持续投资如果在汇率自由状态化下,A国对B国汇率上升意味着B国的利润率会高于A国,这会增加B国产品出口到A国。同样A国对B国持续出口产品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通常表现为A国利润率普遍下降,B国利润率普遍上升,B国投资被刺激,这是因为之前A国利润率高于B国的结果。如果是短期汇率波动(如投机行为),则不会影响产品进出口,无论那一种情况都会提高通货膨胀率。中国通过加大汇率灵活性来抑制通货膨胀是明智的,但要放宽商品进口的限制;这有可能降低某些行业或企业的竞争力。 由于谈到对外贸易,这里提出国际之间的通货膨胀的转移,前面提到菲利普斯曲线,及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存在反向关系,但又发现反菲利普斯曲线的情况,如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存在对外贸易。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关系是,当发展经济时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当经济发展缓慢(不发展经济)时通货膨胀下降,失业率上升。 如果一国采取出口时大量进口;或外资投资增长时大量出口,及保持汇率平衡,就可以转移失业,从而转移通货膨胀率并发展经济,这种代价是把失业与通货膨胀率转移到其它一些国家,但这种转移可能引起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上世纪90年代就通过大量出口,使出口略小于进口保持了快速增长,代价是上世纪末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21世纪经济增长放慢。 小国对大国的贸易将这种转移发挥的很充分,如韩国,新加坡上世纪的快速发展,同时保持失业率低与通货膨胀率低;由于小国人口基数与经济总量都小,将失业转移到大国后,大国人口基数与经济量都大,不会明显影响大国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长,如小国转移5%的失业率,可能只相当于大国增加0.5%的失业率。如果大国对小国转移,可能引起全球性经济危机,被转移国家可能同时失业率高,通货膨胀高,贫富差距被拉大。 农产品的价格受自然灾害对主要农作物供需的影响及人口增加的影响;另外用途改变也是不小的影响,如玉米加工饲料,用大豆制造生物燃料等。 一个证券投资均衡模型: 设债券P,股票K,基金J,其它金融衍生产品Y;证券综合利率S 各金融产品比重为gp,gk,gj,gy,分  

廉租公寓每月只需要十美元租金。为每个家庭提供一定量的食物。为儿童提供一定的医疗保障。但入住的居民也需要承担一定范围内的清洁工作。并且遵守公寓的管理制度。这些东西,在入住申请上都有详细列明。男子被蚊子咬报警马年春节即将来临,2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赴陕西商洛、安康看望慰问困难群众的火车上,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扶贫状况,商议脱贫良策,部署进一步做好扶贫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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